2026-07-03 17:52:54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向全国家具人拜年！

價值觀外交、價值外交、價值取向外交、或價值導向外交（），有時亦稱為原則外交（Principled Diplomacy）等，通常指奠基於尊重普世價值的外交政策方針，強調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基本權利（有時亦延伸至環保、和平、市場經濟等價值）的尊重。這種自由民主制國家的外交政策取向可表現在推動落實上述價值；支持實踐這些價值的國家或與其強化合作關係；建立「價值同盟」（Alliance of Values）；對抵觸上述價值的行動予以批判、施壓、或制裁（如經濟制裁等）；對缺乏上述價值的國家則推廣促進這些價值的生根發展等。民主和平論的多項研究即指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與和平有著相輔相成的作用，民主國家的一切作為需尊重民意，共同分享自由民主制等價值觀的國家之間因內部權力監督制衡機制與尋求和平解決爭端的精神而較不容易發生武裝衝突。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立憲民主國家，歷屆經選舉產生之政府多少都將獨立宣言（凡人皆生而平等）、《美國憲法》（權力分立）、《美國權利法案》（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宗教自由、集會自由、請願自由等）與蓋茲堡演說（民有、民治、民享）、其他法案（如勞工權利）及《世界人權宣言》中所揭櫫之價值（The values captured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in other global and regional commitmen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values upo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was founded centuries ago.）融入其外交政策。美國國務院即表明促進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與人權保障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Promot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around the world are central to U.S. foreign policy.） 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更是標舉相關精神，如具理想主義思想的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原則即強調民族自決等。其後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哈瑞·杜魯門、約翰·甘迺迪、吉米·卡特、隆納·雷根、比爾·柯林頓、喬治·沃克·布希、巴拉克·歐巴馬等總統任內都提出重視民主制度與人道主義精神之對外政策。 2003年，美國總統小布希訪問英國時稱兩國人民有個「價值同盟」，設定彼此外交政策方向的是兩國最深的信念。由於珍視自身的公民權利，因而為他人的人權而挺身。（...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peoples have an alliance of values... The deepest beliefs of our nations set the direction of our foreign policy. We value our own civil rights, so we stand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others.）他在日本京都發表演說時亦強調促進自由民主價值與開放社會之重要性，提及日本、南韓與臺灣的民主發展歷程，並敦促中國、北韓及緬甸進行改革。 美國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提出一連串對中國的制裁措施。此後也開創了以「美中人權對話」的模式關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 美國國務院每年發表《国别人权报告》（）。現有一位兼任總統西藏事務特別代表（President'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Tibetan Issues）的平民安全暨民主人權次卿（Under Secretary for Civilian Security,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其下設有民主人權暨勞工助卿（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與主管難民等事務之其他職務。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也設有人權與民主事務的小組委員會。 對人權之尊重與捍衛是明載於歐洲聯盟《歐洲聯盟基本條約》、《里斯本條約》與《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等文獻的核心價值，這項承諾亦適用於其對外政策。歐盟成員國也在中國軍事鎮壓八九民運後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歐盟自1997年開始與中國進行人權對話。2007年5月，由歐盟與中國代表在柏林舉行人權對話時，德國與會代表拒絕中國的要求，不同意在會議時排除香港非政府組織，導致會議流產。 出身共產主義東德、1989年柏林圍牆被拆之後投身民主運動、於2005年成為德國總理的梅克爾標舉「新自由主義」，強化與美國等民主陣營國家關係，強調「價值觀外交」（value diplomacy）與「原則外交」（principled diplomacy），包括對俄羅斯與中國等人權紀錄差（poor human rights records）的國家。 她在2007年9月21日在總理官邸會見西藏精神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表示支持西藏文化自治，是現任總理正式會見達賴之首次。雖面臨中國政府之威脅，梅克爾在接受德國媒體採訪時針鋒相對地表示：「我是德國總理，我有權決定在哪裏和誰見面。不會因為對華貿易關係而在原則問題上妥協讓步。」她的幕僚在「世界報」強調，接見達賴正是「價值導向」外交的展現，如果退讓，就得不到中國的尊重。梅克爾於2008年3月藏區流血衝突發生之際即表示未來還會再接待到訪的達賴喇嘛。 梅克爾在德國國會發表施政報告時表示，德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建立在價值上，因此伸張人權和捍衛經濟利益其實是一體兩面，本身並不矛盾。建立於價值的外交，有助於提昇德國的聲望。她說，不論在中東、伊朗或柯索伏等外交事務上，德國正是因為採取這種「價值導向」的策略，才贏得國際聲望，值得所有國民驕傲。梅克爾在接受訪問時也重申：在對外政治，我們不容普世原則與經濟利益相互衝突。 德國總統克勒於2007年出訪中國前，也接見了國際特赦組織代表，詢問中國人權"受迫害"的情況，克勒在會見中國領導人時也主動當面提出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2007年10月，執政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通過一份亞洲政策文件，阐述了外交政策中更多价值取向的重要性。该文件讚揚日本、印度、南韓是民主體制最鞏固的亞洲國家，应加强與同享「共同價值」的亞洲國家的雙邊關係，並與美國及澳洲合作。不民主、也不自由的中國成功崛起，與辛巴威、蘇丹、緬甸、委內瑞拉等國拓展關係，不顧環保和人權的標準貸款給發展中國家，不僅與歐洲的利益相衝突，也為大西洋兩岸的民主體制帶來挑戰。該黨的外交發言人說，中國拿全世界最高的外匯存底來製造飛彈和射下衛星，實在沒有必要每年援助中國六千八百萬歐元、拿德國納稅人的錢來幫助中國解決內陸的貧窮問題。为防止在人权辩论中中国做出反西方的「条件反射」，绿党建议将目光集中在违反中国本国法律的现象上，并指出中国国内的重重矛盾。绿党警告道，不可以借口"对华政策是欧洲政策"，在两国之间的交往中忽略人权议题。 梅克爾訪問中國時總會要求會見中國公民社會的代表或意見領袖，對中國的人權和言論自由等問題表示關注。曾與梅克爾會面的北京媒體人表示她不是那種簡單地拿錢（可以）收買的西方政客﹐她還想着在推動中國民主化方面要有所表示，這也是她被欣賞、受人尊敬之處。2012年，梅克爾兩天的訪中行程原包括親自造訪現有體制內較開放敢言的廣州媒體《南方週末》編輯部，被視作她對民主自由等理念的鼓勵，也是她價值外交的體現。但此計畫因提前曝光而遭當局以「業務繁忙，無力接待」為由取消。梅克爾在出訪前接受非官方媒體的《南週》採訪﹐其做法與美國總統歐巴馬2009年訪中時點名只接受《南週》採訪（雖然採訪提問需事先得到中共審批）如出一轍。 2016年3月下旬，德國總統高克先在德國駐北京大使館與獨立記者高瑜的律師莫少平與尚寶軍等會面；之後在上海對大學生演講時強調人權與自由的重要性。他以自身經驗譴責前東德共產政權剝奪人民自主權，沒有自由、平等與秘密的公開選舉，批評共黨政權讓民眾噤聲並羞辱與領袖唱反調的人，政府缺乏公信力，與民眾間互不信任，大多數人民不快樂也不自由，整個體制缺乏正當性。高克同時著重工會的重要性，而中國惟一的工會還掌控在政府手中。高克也強調學術自由，「大學要作為一個研究不受干擾、討論自由坦誠的地方，自由是珍貴之寶。」高克也表達德國對中國公民社會近來發生的一些事的擔憂。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導德國媒體對高克的演說讚譽有加，認為是「包裝精美的嚴厲批評」。 挪威的價值外交則主要表現在參與海外的和平維持與重建等行動。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與麻生太郎自2006年起所倡議自由與繁榮之弧，是強調與和日本同樣具有尊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基本價值的國家強化合作的外交政策。麻生太郎任外相期間出版過《自由與繁榮之弧》一書，揭示日本外交應推進的方向和遠景，主張應在國際上爭取同屬追求自由、民主的價值同盟。這項構想被外界認為隱含有聯合自由民主制國家以抗衡、牽制、圍堵中國、俄羅斯等國之意涵。 安倍與麻生兩人訪問臺灣時都表示日本與臺灣是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權以及法治社會等共同價值的友好夥伴，形成現在密切的臺日關係。 安倍首相於2013年1月訪問印度尼西亞時與總統尤多約諾舉行聯合記者會，發表了與東南亞國協共同努力深化並普及自由、民主、基本人權等普遍價值觀、海洋要靠法治及規則來管理、共同保護亞洲的多種文化與傳統等對東盟外交政策的五項原則，以強化區域安定與發展。